User:Yqyf/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在周总理指示下，动员全国图书馆古籍编目力量，从1978年始至1995年完稿，历时十八年时间完成的一部全国古籍善本总目录，由顾廷龙先生任主编，冀淑英、潘天祯先生任副主编。
[1]
2009年，南京图书馆编篡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索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
总体概括
[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全目分为经、史、子、集、丛五部。善本的含义，概括为“凡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而又流传较少的古籍”[3]，即“三性九条”中的“三性”。所录包括全国各省、市、县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管会、文献馆、高等院校、中国科学院及所属各研究所，其他科研单位等所藏古籍善本。收录了我国现存于大陆的明朝及明朝以前的绝大部分和清朝的有价值的大部分古籍善本书，782个收藏单位[4]，共56787条款目[5]，古籍善本约13万部。采用五部分类法，依分类体系组织编排. [6]
编篡过程中有三个文件非常重要，虽然最后并没有完全按此进行，如实际上善本大多以乾隆60年为限、分类表里小说类从集部移到子部等等。但由于对理解《善目》很有帮助，现简要介绍如下。
《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范围
[编辑]《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以下简称善本总目）收录范围，应从古籍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等方面进行考察。在现存古籍中，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均可收入《善本总目》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包括残本与零页）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残本与零页）.但版印模糊而流传尚多者不收 3、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全收.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收，一般不收
附注： 1、佛、道藏著录时子目从略。元代及元代以前的零本作单书处理，注明版本 2、《四库全书》收入《善本总目》著录时子目从略.其零本作单书处理，注明版本 3、敦煌遗书、金石拓本、舆图、书札、少数民族语文图书以及外国刻印、抄写的图书，不收入《善本总目》，可另行编目 4、鱼鳞册、宝钞、契约、诰命、文告等不收
以上即为影响很大的善本书标准“三性九条”，1978年11月又印发了，关于《收录范围》的补充说明，从略。
《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著录条例
[编辑]共五部分，著录原则、著录内容、基本著录格式、著录字体、基本著录，从略。可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例互相参看。
《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分类表
[编辑]从略。可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目录互相参看。[7]
编篡历程
[编辑]1975年10月周总理在病重期间，曾指示“要尽快地把全国善本书总目编出来”[8]。
四次全国性“善目”工作会议 南京会议：1978年4月，在南京，主要是传达贯彻周总理的临终嘱言所召开的动员会 成都会议：1978年12月，在成都，主要是交流情况、总结经验、解决问题、推动工作，将上阶段的古籍普查转移到讨论收录范围、著录条例等方面，为三个文件的制订创造了条件 广州会议：1979年3月，在广州，是对善本版本鉴定和著录工作的学术经验交流会 南昌会议：1979年12月，确定 “三个文件”、总编机构、地点、人员的会议，为1980年全国善本的汇编初审定调[9]
1980年5月，在北京香厂路6号国务院信访局招待所正式开展总编工作，对来自全国近八百个收藏单位送来的十三万多部书的卡片进行汇总、分类、审校等工作[10]。通过一系列工作，各类卡片经审校后，陆续编成书本式“ 征求意见稿”，先付油印，分送有关专家、学者和各图书馆，再由省市图书馆分发至地区重点馆，广泛征求意见。
1983年8月由主编、副主编、 顾问和工作人员共8人集中上海开始定稿工作。从经部开始，以油印本“征求意见稿”为基础，参考全国各藏书单位和专家 们寄回的意见，逐条款目进行审定。[11]1986年经部出版，1989年丛部出版，1991年史部出版，1994年子部出版[12]，1998年集部最终完全出版，至此《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出全。2009年出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索引。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
[编辑]主任 刘季平
副主任 方行 杜克 周邨 彭长登 谭祥金 顾廷龙
主编 顾廷龙
副主编 冀淑英 潘天祯
顾问 周叔弢 赵万里 潘景郑
参加汇编工作人员 丁瑜 王文珍 王多闻 白莉蓉 任光亮 江焕文 李致忠 李龙如 吴田易 何金文 谷辉之 沙铭璞 沈津 沈燮元 宋效先 易雪梅 金志良 宫爱东 黄源海 崔建英 崔富章 梁仁居 梁信义 张世泰 陈杏珍 陈修竑 陈培荣 陈绍业 冯秉文 阳海清 杨文刚 杨起予 杨凤培 刘锦宏 骆伟 戴南海 韩锡铎 魏隐儒 党岗 栾星
参加审校工作人员 丁瑜 于为刚 王翠兰 任光亮 江凌 沈津 沈宗威 沈燮元 周馥 宫爱东 崔建英 陈杏珍 陈绍业 赵兴茂 郑麦 韩锡铎 魏隐儒
参加定稿工作人员 丁瑜 任光亮 江凌 沈津 沈燮元 宫爱东 陈杏珍
参加组织工作人员 王冶秋 李競 吕朗 佟曾功 胡耀辉 郭松年 曾祥集 赵平 赵琦 潘寅生 潘皓平 刘小琴 鲍正鹄
责任编辑 郭群一 吴旭民[14]
不足之处
[编辑]实用性不足： 删削行款，最初汇编而成的初稿是著录有行款的，可能多有错误、审稿不易等，一概不录。许逸民认为“保留初稿的行款比删除好，著录即使有疏误亦无 大，毕竟可以为读者提供更多的线索[15]；罗济平认为“‘征求意见稿’中的丰富内容被删削成干巴巴的条目，资料价值丧失殆尽。许多书仅仅著录为明刻本或清刻本，别无线索，对版本考据毫无帮助。例如《尔雅》一书，一连九种都只有“明刻本”三个字......《书目》删削行格的做法现已遭到学界的普遍指摘”[16]
不过，据参与者回忆，删除行款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最後定稿時，因爲很多版本的行款無法一一覆核，爲了保證 《書目》品質，避免因行款誤導研究者，衹得忍痛割愛。我還記得，顧、冀、潘三位在和我們討論是否保留行款時，因爲大家都没想到連這樣没有技術含量的行款计數都會出錯，幾乎没有争論，全都同意删除行款這個著録項。[17]
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付印的時候產生一個問題，就是裡面的行款，要還是不要？行款是鑒定、區別不同版本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輔助條件，為什麼後來全部都刪掉了呢？就是因為有些圖書館提供的卡片，行款是不對的。你根本就想不到會出這種錯，而且錯的還不少。有的把抬頭算進去了；有的不是算的卷一首頁，而是把序算進去了。這就影響到整個書目的編輯質量了。怎麼辦呢？重新來過的話，要花多少時間和精力？可能永遠也定不了稿。後來編委會就開會討論行款要還是不要，最後顧老、潘天禎先生、冀大姐決定割愛，不然的話會誤導讀者。現在有些人出來一寫文章責難，說行款那麼重要，你們為什麼不要？他們根本不知道當時條件多麼艱苦。為了不貽誤後人，慎重起見，只能是這樣處理。我相信，誰來當主編，都會這麼做。[18]
骆伟说，笔者从实践中也体会到行款、边栏、书口、刻工等，对比较版本有参考作用，但古籍版本比较复杂，故不能全凭这点判断版本，它只能起辅助作用。例如，粗心或注意力不集中时，行款、边栏可能会数错，如九行数为十行，行十九字，数为行二十字等等。版心中的小黑口或白口，如果不把书页掀开看，可能把白口当小黑口，或把小黑口当白口。因为古籍收藏时间长了，书口往往会出现一道旧痕，从外表看，可能会误认为小黑口，但实际是白口。这种情况，我们经常碰到。就是刻工这个对鉴定版本有一定作用的问题，有时也会出错......同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不是馆藏书目，而是联合目录，收录全国近八百个单位所藏善本，由于各馆人员水平不一，特别是边远地区或基层市、县单位，如果仅为一馆收藏，无他馆所藏比对，往往会出错。作为编辑者不可能走遍全国查阅，就是发信调查，他不认真核对甚至不回信，怎奈他何？[19]
没有索引，直到2009年才出版南京图书馆编辑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索引。某种程度上，没有行款和索引，导致了“天津图书馆编 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 齐鲁书社”、“翁连溪编校 北京线装书局《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的涉嫌侵权事件。
版本鉴定、著录，偶有错误，部分体例有争议，但总体来说大醇而小疵。
争议
[编辑]三次盗版事件
1、上海古籍出版社私自和日本株式会社合作，准备在日本同时出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被顾廷龙主编发现后，立即向该社提出抗议。该社和日方停止双方私订合同的执行，以日方早先出版一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丛部》而告终。
2、2003年2月，天津图书馆在未征得中央有关部门和中国古籍善本编辑工作委员会的同意，擅自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征求意见稿》及该馆所编书名索引，交给山东齐鲁书社影印出版。其封面题：“天津图书馆编 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 齐鲁书社”。其编制说明仅有短短七行约150字。名为编书名索引方便读者检阅，实为影印盗版《征求意见稿》。
3、2005年5月，署名“翁连溪编校”，由北京线装书局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总目》。时隔二年又一次盗版行为，为避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名称，改用《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而实质还是盗用了《征求意见稿》，并把1980年在北京编审中删汰不符合要求的款目卡片，重新拾起来加上去，这是一种瞒心昧己、掩耳盗铃的卑劣做法。此事再一次遭到在世编委会人员的强烈反对，原编委会经部分主编沈津先生，（现任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书室主任）远隔重洋写了“一部剽窃、篡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伪劣图书——评《中国古籍善本总目》”[20]
韦力对此有不同看法，“正式出版后，意见稿上每种书的行格都被删掉了。大家买到这套书后，感到无法使用，更加觉得油印本用起来方便，但油印本毕竟印量很少，大多数人难得一见......翁兄找人把这部油印稿重新排版录了下来。本是为自己用得方便，但有不少书友知道后，鼓励他印出纸本，以便更多的书友使用。翁兄对此事也有顾虑，担心做了好事还遭责骂......问过了一些专家，都认为印出这个书是件好事。翁兄听到这个反馈意见后，才放心地开始校对此稿。”韦力还认为“而今翁兄将原稿中的行格印了出来，我当然觉得是件大好事，就私心而言，这对我查证版本也方便了许多。”“此书不可能再版，因为此书仅印了五百部，各种费用算下来是赔钱的。”而这区区五百部实用的工具书，却长时间消化不掉。[21]
笔者按：《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全七册）共印800套，不知韦力引用的翁连溪500部依据何来。[22]
參考資料
[编辑]- ^ 張麗娟. 讀冀淑英先生《<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後記》. 2011.
- ^ 南京图书馆.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索引.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 ^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 ^ 顾廷龙. 顾廷龙全集 文集卷上.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5.
- ^ 李致忠. 新中国图书馆的古籍整理与保护. 图书馆杂志. 2009, (6).
- ^ 顾廷龙. 顾廷龙全集 文集卷上.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5.
- ^ 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学会. 馆员必备 图书馆业务资料汇编（内部交流）. 银川. 1982.
- ^ 顾廷龙.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经过. 图书馆学通讯. 1986, (4).
- ^ 骆伟. 春华秋实——记《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的编辑工作历程. 图书馆论坛. 2010, (6).
- ^ 宫爱东; 韩锡铎. 初论《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的编纂及其历史功绩.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1999, (3).
- ^ 冀淑英. 《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后记. 北京图书馆馆刊. 1996, (2).
- ^ 沈津. 顾廷龙年谱.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 ^ 秦晓婕. 《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史研究. 山东图书馆学刊. 2020, (2).
- ^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丛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 许逸民.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体例刍议.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1999, (2).
- ^ 罗济平. 试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古籍整理学. 1999, (2).
- ^ 沈津. 爲學不作媚時語__實踐方能出真知——懷念冀淑英先生. 文津学志. 2020.
- ^ 贺朝晖. 沈津先生訪談錄 半世紀師緣書緣 千言萬語敘錄縹緗 當代著名版本目錄學家沈津先生訪談錄. [2023].
- ^ 骆伟. 《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遭遇的三次盗版侵权事件. 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 2007, (4).
- ^ 骆伟. 《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遭遇的三次盗版侵权事件. 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 2007.
- ^ 韦力. 民间第一藏书家韦力得书记：女儿边抱怨父亲乱花钱边替他刷卡. 澎湃新闻. [2014.11.30].
- ^ 翁连溪. 中国古籍善本总目. 线装书局. 2005.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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