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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我的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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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我的1957年是一部1950年代中国甘肃的女记者和凤鸣(1932年-)撰写的回忆录,主要记述了她被划为"右派"后,于1957年到1961年,被发配至偏远的安西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的经历。根据该书的描述,"右派"成员在不同农场的遭遇相差甚大,总体而言,在当时政治高压下,右派成员被舆论宣传妖魔化,沦为了社会的底层,受到社会的普遍歧视,有些农场(如酒泉夹边沟农场)对送来劳动的"右派"成员进行了有组织的虐待、迫害,导致大量"右派"成员因饥饿等原因非正常死亡(包括和凤鸣的丈夫王景超)。

该书由中国敦煌文艺出版社初版于2001年,2006年经修订后再版,这部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57年反右运动的一个缩影。

内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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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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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5月下旬到6月初,和凤鸣作为甘肃日报社的成员,跟随甘肃代表团前往北京参观农业展览,期间受到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当时中国大陆已经在进行整风运动,并且中共中央已经开始各地中共的领导层布置反右运动。和凤鸣从北京回来后,报社领导动员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和凤鸣自己撰写、参与撰写了《向XXX同志进一言》、《请公开宣判》等五张大字报,主要内容是向上级提意见以及替同事鸣不平。和凤鸣的丈夫王景超在领导的鼓励下,写了杂文《略论"行政手段"》,文中认为靠行政手段以服人,有点"霸"味,该文被发表于报纸头条,还获得了甲等稿费,此后王景超又撰写发表了杂文《为"三脱"干部叫屈》,以及《关于"抵触情绪"》(未见报)。7月,报社连续开展100多人-200多人的斗争会,王景超被认定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是右派小集团"黑社"的首领,原写的三篇杂文被认为是大毒草,他在鸣放座谈会上的发言被认为"喷毒液"。编辑部共找出了五名"右派",包括杜绍宇、和凤鸣等,原来的同事都将他们作为"敌人"来进行公开斗争批判,由于在众人一致声讨中有口难辩,绝望中和凤鸣曾试图服安眠药自杀。8月8日,甘肃省市新闻出版系统召开批判"右派"成员的大会,王景超被要求第一个站在方凳上"亮相",和凤鸣也被要求站到前面。在这段时期,"右派"的上班时间就是挨斗、写检查交代罪行。迫于生活的压力,王景超曾试图服六六粉自杀。

1958年4月下旬,王景超、和凤鸣等六位甘肃日报的"右派"成员,登上了西去的火车,王景超的劳教场所是酒泉夹边沟农场,和凤鸣前往安西县十工农场,此后他们没有能够再见面。而俩人的两个孩子留在了兰州,当时分别只有6岁、3岁。在经济方面,王景超被单位开除,没有收入;和凤鸣的月工资由102元降为58.24元。虽然毛泽东称不剥夺"右派"成员的公民权,但由于各个农场的状况迥异,导致受劳教的"右派"成员此后的遭遇差异甚大。

来到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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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西县有"世界风库"之称,自然条件很恶劣,但由于十工农场的领导对"右派"成员的态度比较缓和,"右派"成员在这里虽然要干许多苦重的农活,但生活还算和睦平稳。与和凤鸣住在同屋的徐福莲年仅20,女儿只有七八个月大,虽然徐尚在哺乳期,甚至还没有明白什么是"右派",由于被人揭发说其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观点,被定为"右派"。另外一位是石天爱,军阀石友三的女儿,27岁,由于家庭背景特殊,被划为"右派"。她们都被送来农场"监督劳动",没有工资,但能从农场领取每月20元的生活费。和凤鸣在农场参加的劳动包括整地、推车、挖草、种玉米、白兰瓜、割麦等,通常每天要劳动十二三个小时,双周休息一次。

和凤鸣与王景超通过信件来往,王景超的信件不封口,要经检查后才可发出。夹边沟农场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可能是当时甘肃最严酷的劳教场所。劳动者一去那里就得忍饥挨饿,并且要干繁重的体力活,有的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劳动,比如强制长时间在碱水沟中浸泡劳动,造成肢体的蚀伤,和凤鸣知道后特意给王景超寄去一双长筒雨靴。

参加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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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时"右派"成员的地位很低,但由于他们中的许多人的文化层次较高,1958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37周年,十工农场的部分"右派"成员根据事先农场领导的安排,进行了全场的文艺会演,和凤鸣与徐福莲表演了俄罗斯双人舞,其他节目还有独唱、拉手风琴小提琴等。由于演出成功,农场决定继续排练,三四天后到安西县参加演出并得到了认可。在不久后的麦收中,还组织了小型的文艺演出队。这一时期,虽然其他一些农场(比如夹边沟农场)已经在挨饿,但十工农场的人员在高强度劳动的同时,可以吃饱,每人一个月90斤粮。

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跃进”运动的高潮,和凤鸣所在的十工农场也不例外。在当时“大炼钢铁”的号召下,农场开始动员“右派”成员炼钢。和凤鸣和其他“右派”成员一起,日夜投入到炼钢的劳动中。尽管条件十分艰苦,大家要不断地在高温的炉边操作,甚至有时在没有足够食物的情况下继续劳作,但他们依然被要求完成高产量的目标。这一段时间,农场里的“右派”成员普遍处于极度疲惫与饥饿的状态。

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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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起,农场的生活条件开始恶化,随着全国性的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的失败,饥荒逐渐蔓延到农场。原本能够吃饱的“右派”成员不得不开始面对极度的饥饿。十工农场的情况虽然比夹边沟农场稍好,但也时常缺乏粮食供应,成员们每日的口粮减少,身体逐渐虚弱。

夹边沟农场的状况更为严峻,和凤鸣通过丈夫王景超的信件得知,他那里的“右派”成员由于饥饿和超负荷劳动而大量死亡。王景超自己也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体力逐渐衰竭,生命垂危。和凤鸣的内心充满焦虑与恐惧,但她仍努力通过有限的通信与丈夫互相鼓励,坚持生活下去。

生死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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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和凤鸣突然得知,丈夫王景超在夹边沟农场因饥饿和疾病去世。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彻底击垮了她的精神。失去丈夫的痛苦和自身艰难的处境,让她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然而,为了两个年幼的孩子,和凤鸣只能强忍悲痛,继续在农场艰难地生活下去。

被“摘帽”与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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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国家对“右派”成员的政策有所松动,开始对部分“右派”进行“摘帽”处理,允许他们离开劳改农场。和凤鸣得以从安西农场释放,回到兰州,结束了长达四年的劳改生活。然而,这段经历对她的生活和心理都造成了难以磨灭的伤害。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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